厦门市海沧区海沧镇新垵惠佐,村民邱等明最近新建了一栋价值60万元的房子,正准备装修好了用来出租,但是他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家的老宅子没有被列为厦门市政府的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我不是为了什么,只是祖先传到我手里的东西,总想把它保存下来,让后人也知道一些曾经发生过的历史。”邱等明对记者说。
这里发生了些什么历史呢?这里出生了一个人,他是清末的举人,他参加了公车上书,他为清末维新变法散尽家财,他首创新加坡为“星洲”的别号,他被康有为和张叔耐誉为“南国(侨)诗宗”,日本史学家田野枯次奉他为清末中国早期革命家,并把他与早期的康有为和后期的孙中山并列。
他就是邱菽园。
他这一辈子,有许多的身份,这些身份冲击了他作为一个百分百的诗人。那么,就让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南侨诗宗的非诗人人生。
巨富之子
说邱菽园,自然要先说一下他的父亲,如果不是父亲攒下的金山,或许也就不会有他后来的传奇人生。
海沧新垵惠佐现在生活着邱菽园的第四代、第五代后人,第四代的子孙有兄弟六人,现在他们的家产多则上百万,少也有几十万元,兄弟几人都建了豪宅,购了小车。但这些跟他们的祖先邱笃信相比,仍然是相差得很远。
邱笃信正是邱菽园的父亲,他字正忠,号勤植,清嘉庆廿五年(1820年)出生于福建省漳州海澄县属新垵村(现为厦门市海沧台资投资区海沧镇新垵惠佐)一普通的务农百姓的家。
穷人家长大的孩子身上具有中国农民刻苦耐劳的传统美德,邱笃信本可以一辈子做一个安分守己的普通老百姓,却被历史的车轮牵引向了另一条道路。他成年之际,正值帝国主义的魔爪开始伸进腐朽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拉开了外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厦门被开设为通商口岸。许多年轻人不堪忍受封建官僚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纷纷漂洋过海外出谋生。新垵的先辈们也接踵远涉重洋,到达槟城(马来西亚)、马六甲和新加坡各地。邱笃信当时家里很穷,连出海的船票都买不起,于是只好赊了一张船票来到新加坡。
初到新加坡,没有什么门路的他只好靠着自己年富力强,在码头替人家驮搬食米和其他土产过活。立志不愿忍受穷困的他节衣缩食,并利用空余时间打杂工积聚金钱,他克勤克俭,准备靠自己能写能算的才能开店赚大钱。
在30岁这年,他用自己好几年辛苦赚来的血汗钱开设了一家米行,通过自己的苦心经营,慢慢由一家米行发展到两家,再到四家……生意越做越红火。20多年后,他把米行开到了越南一带,自己由一个穷小子变成了米业的大王,拥有家产百万。
虽然成为了百万富翁,但他仍是一介布衣,在新加坡也没有一官半职,他总是感觉自己的地位与“米业大王”的身份不相称,于是决定培养出一个出人头地的儿子来做官。
正是由于父亲的这个想法,使邱菽园的命运得到了彻底改变。
邱菽园为释瑞禅师修建的柏城街都城隍庙
清末举人
邱笃信在自己五个儿子中,挑出了从小就聪明伶俐的三儿子德馨,将他作为仕途上出人头地的培养对象。德馨就是邱菽园的原名,他1874年出生于新垵惠佐,2岁时就随母亲杨氏赴澳门,后来才辗转到了新加坡,跟随父亲身边读书写字,父亲也从他小时候就请了先生专门教他中文、讲解四书五经。
1888年,时年已经68岁的邱笃信,把新加坡的巨大产业交给三弟邱正朝经营后,就带着当时只有14岁的邱菽园回到了故乡新垵惠佐,在这里兴建宗祠,设置义塾,并聘请名士督促儿子攻读诗书。
邱菽园的玄孙邱等明带着记者来到老厝的后面,指着只剩下一些石板的一块地告诉我们,这里就是当年高祖菽园的藏书楼,据说当年这里的两层楼都排满了各种书籍,供高祖参阅。后来藏书楼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被日军的飞机轰炸炸塌了三分之一,1959年的时候被“8·23”特大台风刮倒了另外的三分之二,现在已经荡然无存了。
1891年,苦读三年的邱菽园参加了童子试,取得了秀才的身份,三年后将参加乡试。说起后来的这次乡试,留下了一段广为传诵的逸事。
乡试这年,邱菽园正好20岁,从小受异国文化熏陶的他,在刚刚成年时高傲孤视。当监考官进入考场时,所有考生都不约而同地向考官磕头膜拜,唯独他笔挺挺站立着,不跪不拜,考官既诧异又不悦,考生也议论纷纷。
但考试结束后,他还是中举了。到底是因为他的才华出众,还是因为这99间半的大厝考场是他父亲邱笃信出巨资修建的,现在已经没法再说得清楚了。这大厝后来一直用来做龙海二中的教学楼,仍然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教育圣堂。
三年后,邱菽园独自踏上了上京赶考的长路。这是因为头一年,在新加坡掌管家族产业的三叔病危,父亲获知后急赴新加坡处理事务,不能再陪儿子上京会试了。谁知这年,已经76岁高龄的邱笃信自己也病危了。
这年,邱菽园落第了,父亲也去世了。他最终还是没能进入仕途,没能完成父亲的心愿。
这正是邱菽园命运的一个最大转折点。
江湖人士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邱菽园,假如把他带回春秋战国时代,那么中国历史上或许就不只有四大公子了,或许是五大公子。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江湖人士。
1897年,23岁的邱菽园会试落第,回到新加坡为父亲料理后事,并正式入主家族的巨大产业,他也成为了新加坡华侨中唯一的举人。由于举人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崇高,因此他在华侨中也很受尊崇,这在新加坡历史上是比较突出的。
23岁的邱菽园顿时成为了超级富翁和社会名士,对突来的巨富,他反而显得有些不适应,他对金钱漫不经心、挥金如土。25岁生日的时候,他大摆宴席,凡向他叩头道贺就有赏金,光赏金就花了上万元。
在过着奢华生活的同时,他也开始广施金钱,济助结交四海之内的朋友。他将自己的住宅取名为“矶客之庐”,只要有中国的留学生经过新加坡到他府第读书论经,向他求助,他都会慷慨赠与钱财,少则几十元,多则数百元。
他家一个叫卢少川的厨师,因为烧得一手好菜深得邱菽园喜爱,在得知卢少川尚未娶妻时,邱菽园就把自己的侍女嫁给了他,并赠给她二千元作为嫁妆。有一个寒士租他的房子用来读书,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偶然向邱菽园提起自己生活窘迫,邱菽园就当场把房子赠给了他。
著名的禅师释瑞当年云游到新加坡,在街上以替人占卜为生。一次偶然的机会,邱菽园结识了他,非常赞赏他写诗颂经和深谙禅理,于是出资三千元帮释瑞禅师建了一座庙,把大师安顿在里面讲经解禅。
同年,他与新加坡著名的医生林文庆共同出面签约,提保黄乃裳在诗巫开发“新福州”农林垦植场(本报曾在2004年7月29日“人文·世家”版《黄乃裳:一场76年的自由梦》中有报道)。
邱菽园的江湖生涯因为一个人而和中国近代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挂上了钩,从而使自己在近代史留下了不能磨灭的一笔,自己也为此散尽了家财。
这个人就是康有为,他的名字和清末维新变法运动是绑在一起的。
维新报人
1895年2月,邱菽园在京城参加会试,这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当时就具有救国意识的他,参加了全国举人上书拒和运动——“公车上书”。《马关条约》的最后签订深深触痛了他的爱国心,使他认识到了晚清政治的腐败,于是他接受了当时的进步思想——维新变法。
就是这时,他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后来会试的落第、远走新加坡经营家业使他没能在国内从事维新变法运动,但他在异国他乡没有停下维新变法运动的脚步。
1898年,25岁的邱菽园在新加坡创办了《天南新报》,自任总主笔,立论鼓推变法维新,并与当时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成为了维新派的南北喉舌。他还被康有为推为了“英属各邦保皇分会会长”,积极为维新变法筹集款项,并自己出资10余万元。
同年,邱菽园与林文庆、陈合成合办了新加坡第一所华侨女校,他独捐了三千元,占创校基金的一半。女校引进了西方的教材、教育方法,革除了科举学堂的陈旧陋习,为海外华侨开创了教育新风气,也为破除当时华侨中普遍存在的重男轻女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戊戌政变的消息传到新加坡,邱菽园大为愤慨,写下了《骤风》这首诗:“叠叠商声撼旅窗,连墙猎猎拂旗幢,风过黄叶纷辞树,云拥青山欲渡江。斜目光沉龙起阵,平沙影乱雁难双,飞扬猛士今谁属,天地无情自出撞。”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等逃亡国外,邱菽园马上电汇一千元接济,1900年他邀请康有为到新加坡避难,亲自安排康有为一家大小住在他家里,并承担康有为一家所有的费用。这年,邱菽园还为了支持维新派唐才常在武汉的“勤王起义”,亲自在新加坡华侨中募捐,自己前后两次捐出20万元。
唐才常起义失败后,清廷得知邱菽园是此次起义的最大赞助人,又在新加坡庇护康有为,所以下令扣押了邱菽园在祖国的亲属。湖广总督张之洞更是将他列入“唐才常同党”名单公开通缉他。
无奈之下,邱菽园只得向清政府交纳了3万元“赈灾款”,张之洞这才撤销了他“同党”的罪名,释放了他的亲属。
经历了这些变故,邱菽园在经济上已经元气大伤了,以至于后来,邱菽园的命运再一次发生转变———从百万富翁到落魄书生。
落魄书生
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曾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尝试合作,一同探讨救国之路。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代表革命派到新加坡会见康有为,邱菽园代替康有为与宫崎寅藏进行了会面,这使邱菽园开始接触到了革命派的思想。
后来,康有为的保皇主义已经跟不上历史的脚步,成了落后的思想,因此也就不可能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走到一起。这时候,邱菽园也与康有为产生了分歧,最终邱菽园加入了1905年孙中山领导成立的同盟会,成为了同盟会南洋分会最早期的会员,他因此也转而资助革命派。
可是就在这时候,邱菽园的地产生意遭受重大打击,加之资助维新变法几乎耗尽了他所能支配的现金,《天南新报》也因为资金短缺而停刊了,经济上日渐捉襟见肘。两年后,他破产了。
经济上的巨大打击,政局的逆转,个人蒙受不白之冤,加上会试落第、仕途坎坷一起涌上心头,使他淡出了政治的舞台,未到不惑之年,从百万富翁沦为了落魄书生,并染上了病,贫病交迫一直跟随他到晚年。
生活潦倒的邱菽园在1923年曾担任福建劝业会议会员,1925年受聘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秘书,1930年,他还在新加坡漳州十属会馆(今漳州总会)任职。后来邱菽园还在《南锋日报》《觉华日报》做过编辑,晚年受《星洲日报》创始人胡文虎之聘在该报做了副刊编辑,主编《繁星》,但不到一年因病辞职归隐。
在这些年间,为生活所迫,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或者华侨界内需要打理的事务,他都一概承办,以赚得微薄的收入。晚年染病后,他不得不接受胡文虎、释瑞禅师和那些曾受他帮助过的人的资助,最后他皈依了佛门。
1942年,眼见日寇铁蹄蹂躏我中华,时年68岁的邱菽园愤怒地写下:“抚身恨不着征衣,犹有雄心未脱凡”的诗句。同年12月1日,邱菽园病故于新加坡。
邱菽园一生共写了1400多首诗。1951年,邱菽园的女儿邱鸣权和女婿王盛治将他遗下未刊的诗稿汇集整理出版了《菽园文集》。
后人现状
邱等明带着记者来到了他们宗族以前祭祀祖先的祠堂旧址,这里已经建起了高大的现代化建筑,丝毫看不到告老的影子。他指着角落里的石柱告诉记者,这就是他的高祖邱菽园中了举人后立的旗杆,祠堂两边大门口各一根。
因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许多高祖遗留下来的文物都已经被销毁,包括书籍、字画,老屋正厅的格扇、屏门等都被拆毁,中厅的举人匾、柱子上的木刻楹联也被砸毁。现存的这石制旗杆上面刻着“举人十九世裔孙邱炜爰立”是邱菽园中了举人的唯一见证了。
我们来到老屋的“后楼”,邱等明的五弟邱等胜和他的家人正在老宅子里看影碟,这现代化的家电和古老的房子产生了强烈的反差。邱菽园出生的那间房子现在早已经废弃,油漆褪色,墙壁开裂,门口闲置着一个弃用的大铁锅,厚厚的灰尘让刚刚听邱等明讲完百年家族历史的我们唏嘘不已。
邱等明告诉记者,高祖一共有四个儿子,他们这一支属于二房,因为爷爷只有一个儿子,所以他们二房到他们这一代传下了6个兄弟,分别是等明、等跃、等龙、等南、等胜、等满。六兄弟虽然都务农,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养虾、养鱼、种果、运输等,家产都在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一房的后代现在没有和家族取得联系,三房和四房的堂叔和堂兄弟们现在都住在新加坡,每年都会有很多亲属回新垵惠佐来看望他们六兄弟。
邱等明说,现在和他们兄弟有联系的有四个堂叔,其中一个堂叔邱新民是新加坡著名的历史家、文学家,除了著有《新加坡先驱人物》等名著外还出版了很多著作。其中另外一个堂叔前些年在上海浦东投资了两个集装箱海运公司,业务遍及世界各地,后来还回故乡海沧办了一家海运公司。他的一个堂兄前几年任新加坡驻华大使,现在已经卸任从商了,在上海做房地产顾问。
得知记者是负责文化类报道的,他们家人便纷纷追问他们家的古宅为什么在这次申报第五批厦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落选,是不是因为材料准备不足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记者告之是因为海沧区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将来可能要修一条公路从惠佐华侨古民居群中穿过,如果申报成功,意味着公路必须绕过这片民居群,因此区领导在会议上不赞同惠佐华侨古民居群申报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邱氏兄弟听后都沉默不语。
KHOO SIOK WAN = The Non-Poetic Life of the Poetry Master of the Southern Overseas Chinese
Southeast Express News, 2005 Jan 14
PART 1 - INTRODUC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In Hui Zuo village of Haicang Town, Haicang District, Xiamen, villager Qiu Dengming recently built a new house worth 600,000 yuan, preparing to rent it out after decoration. However, he still can't feel happy because his family's old house wasn't included in Xiamen government's fifth batch of municipal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sites.
"Actually, I'm not asking for much. It's just that what was passed down to me from ancestors, I want to preserve it and let future generations know about some history that happened here," Qiu Dengming told reporters.
What history happened here? A person was born here - he was a scholar (Jure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he participat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petition movement, he spent his family fortune supporting the late Qing Reform Movement, he was the first to create Singapore's alternate name "Xing Zhou", he was praised by Kang Youwei and Zhang Shunai as the "Poetry Master of the Southern (Overseas) Chinese", and Japanese historian Tanoko Koji regarded him as an early revolutionary of late Qing China, listing him alongside the early Kang Youwei and later Sun Yat-sen.
This person was Khoo Siok Wan.
Throughout his life, he had many identities that impacted his role as a pure poet. Let's explore this Southern Overseas Chinese Poetry Master's non-poetic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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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 THE WEALTHY SON
Speaking of Khoo Siok Wan, we must first mention his father. Without his father's accumulated wealth, his later legendary life might never have happened.
The fourth and fifth generations of Khoo Siok Wan's descendants now live in Haicang Xin'an Huizuo. The fourth generation consists of six brothers, whose assets now range from hundreds of thousands to millions of yuan. All brothers have built mansions and own cars. However, compared to their ancestor Khoo Duk Sin, their wealth is still far behind.
Khoo Duk Sin was Khoo Siok Wan's father. His courtesy name was Zhengzhong, and his literary name was Qinzhi. Born in 1820 (25th year of Jiaqing reign) in Xin'an Village, Haicheng County, Fujian Province (now Huizuo, Haicang Town, Xiamen), he came from an ordinary farming family.
Growing up poor, Khoo Duk Sin possess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farmer virtues of diligence and perseverance. He could have lived as an ordinary citizen, but history's wheels led him down a different path. When he came of age, imperialism was beginning to penetrate China under the corrupt Qing government. The First Opium War in 1840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foreign powers carving up China.
After the First Opium War, Xiamen became a treaty port. Many young people, unable to bear the dual oppression of feudal bureaucracy and imperialism, sailed overseas to make a living. The ancestors of Xin'an also traveled to Penang (Malaysia), Malacca, and Singapore. Khoo Duk Sin was so poor he had to buy his boat ticket to Singapore on credit.
PART 3 - THE RISE TO WEALTH
Upon arriving in Singapore, without any connections, he could only rely on his young strength, working as a porter carrying rice and other produce at the docks. Determined not to remain in poverty, he lived frugally and used his spare time to do odd jobs to accumulate money. Being literate and good with numbers, he planned to open a shop to make money.
At age 30, he used his hard-earned savings to open a rice shop. Through careful management, he gradually expanded from one shop to two, then to four... Business became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After 20+ years, he expanded his rice business to Vietnam, transforming from a poor youth into the king of the rice trade, owning assets worth millions.